孙悟空识字游戏 张大春:痴迷文字的“孙悟空”

5岁早教 2019-03-04167未知admin

  他期望着儿女们在几十年之后谈起父亲时,想到的不是他的疼爱或纵容,“而是会想起某一首诗,某一句话,或者是某几个字”

  “那太好了。”听到还在念小学的儿子给出这番答案,台湾作家张大春按捺住欣喜,以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机会的习惯,给儿子讲了一通“达人”的来历:

  “这个词最早见于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:‘圣人有明德者,若不当世,其后必有达人。’意思是相对于圣人的人—— 能够通明(理解甚至实践)圣人之道的人。

  此后不同的思想传统使这个词显示出不同的趣味和价值……在21世纪,‘达人’则专用于指代某一行业或者技能领域的专家……”

  “所以,”张大春终于扯回正题,“无论你要做‘汽车设计达人’还是‘建筑达人’都可以,但是要做这些事总要会画设计图吧?总得手眼协调好吧?……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开始把字写好,从小训练训练这些感觉形式呢?”

  “不用这么复杂吧?我要做的是太上隐者的‘答人’,你不是会背吗?”儿子非常认真。这次轮到父亲瞠目结舌。

  那首唐代太上隐者的《答人》诗是这样写的:“偶来松树下,高枕石头眠。山中无历日,寒尽不知年。”—— 原来儿子最大的理想是不用上学,天天睡大觉。

  不过张大春自认工夫并未白费,孩子会在以上那番话里得到一些对文字好奇而穷究的乐趣。他期望着儿女们在几十年之后谈起父亲时,想到的不是他的疼爱或纵容,“而是会想起某一首诗,某一句话,或者是某几个字。”

  基于这样的未来图景,在儿子上小学、女儿刚上幼儿园的时候,张大春就想方设法开展他的启蒙教育,在孩子打闹时讲一讲“闹”,在儿女争吵时讲一讲“让”,在一个怀着美梦醒来的早晨讲一讲“梦”。

  这样讲了89个汉字之后,孩子们已有了自己认字、学习的能力,他再也找不出什么字可讲。于是将此前每个字的故事结集成书,取名《认得几个字》。繁体版获台湾2007年诚品选书、金石堂年度影响力选书等推荐。2009年8月,简体版在上海书展首次亮相,即登“上海书展十大好书”榜首。

  “这是一本有体温的书,文字学的体温。当年章太炎先生教小学(文字学—— 记者注),也是有体温的,帝制的革命热血体温。”阿城在给这本书作序时这样写道。

  在8月中旬北京的读者见面会上,张大春在宣纸上持笔一挥,写出一个“粗”字,说这个字另有三个异体字,在座的读者谁能说出一种,就可获赠一本书。

  这很像鲁迅小说里面孔乙己的派头,他也调侃道,“据我所知,‘茴’字的四种写法不是同样的意思,中国字里真正一字四体的只有‘粗’。”

  读者里只有一个人报上“”字,立即获书。之后张大春从容地将其他二字写出,解释不同的字何以都做“粗”意解释,顺带讲出识字的功用:“惯用简体字的朋友如果能多认得几个繁体字,会让你对文字发展过程里的历史背景知识丰富起来,重要性远超过单字的对错与否,是一种全新的认识文字乃至认识历史的逻辑方式。”

  在他看来,每一个字都有生命。“它们在千百年来流变的过程当中,经历着和人生差不多的生老病死。有些字生下来就流行,有些字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人用它甚至消失了。”

  有些字就地死亡,比如古书里大部分笔画繁复且意思狭小的字;有些字死而复生,比如原意为光明的古字“”,现在成了窘迫之意;还有的逆生命规律而来,“越长越小”,比如“娃”字,汉代时代指美女,唐宋时期成了少女、小姑娘的代称,元明以后年龄降为儿童,到今天则基本用于婴幼儿了。

  “文字的历史就是字被人类侵害的历史,因为人要求方便,要求沟通的愉快,这些字在人的之下有种种变化,这时繁体字会带给我们丰富的讯息。”虽然如此,他说自己也不排斥简体字,无论简繁体,只要可以互通就没有大问题。

  “台湾有一批人,碰到繁体字的优势不吭气,不会说咱们中国文化如何如何;他只说简体字的弱势,笔画少,文化层次又低。其实如今的繁体字中也有许多是已经简化了的,比如‘行’,繁体、简体一模一样,可是使用繁体字的人如果写行草他就写两竖,那就是简体字,你能接受这个字,为什么不能接受1949年以后大陆发展的简体字呢?”

  许多张大春的忠实读者,似乎不能接受心仪的作家出这么一本“小书”。

  这位被称为“顽童”的52岁男人,素以小说写作技法多样、纯熟而著称。莫言曾说他“像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,是台湾最有天分、最不驯、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”。

  “对我来说,写东西这件事,是因为不会做别的。”他用了许多作家都会讲的说法,同时把这个职业选择归结为从小养成的一个怪习惯:从很小的时候起,在小胡同里跟他人并行走路时,只要走到任何一个可以拐弯的胡同里,张大春就拐弯,朝前狂奔二十几步,接着再往前走。张大春总假想后面的人会发现这小子跑得真快,或者想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。

  “长大了,就知道其实人家不会这么想,可我耍花样的心理还是没变,怎么办?我选择了写作。小说写作逼迫我去想象别人是怎样获得惊奇、悬疑的满足,获得被欺骗或是被愚弄的乐趣。大家不喜欢被欺骗或被愚弄,但我认为恰恰相反,甚至到最后明了的那一刹,人会有一种快感。所以写作的时候,我就变成喜欢玩一些不一样技术的人。”

  因此,他以“大头春”之名写了《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》、《我妹妹》,从少年视角反映时代变迁;《大说谎家》将每天最精彩的时事新闻变成小说故事,每日连载;“春夏秋冬”系列,仿效卡尔维诺搜集民间故事的做法,找出中国历史中诸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,以四种不同的笔法将其改头换面;《城邦暴力团》则玩起了武侠,且效仿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只写一天一夜的故事,被香港作家倪匡称之为“金庸之后最精彩的武侠小说”;而早期的小说集《公寓导游》里,意识流、魔幻、黑色幽默、仿新闻体……不一而足,带着“炫技”的成分。他回忆,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,颇为流行“昆腔和马派”—— 昆德拉和马尔克斯,“有人认为小说家要从向前辈的学习和模仿开始,我也写了几篇,但是一个游戏规则一旦尝试过,第二次再玩就不耐烦了。”

  90年代中期,他停止了各种技法的尝试,写出文学理论著作《小说稗类》,梳理古今中外名家小说,被梁文道称为“讲小说的书比小说写得还精彩”。这也是张大春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。

  写作之外,他还做电台主持人。电台做了十载,听了无数名流和普通人的心声后,他转向自己的父母与整个家族,探寻自己未曾线年,他推出家族史小说《聆听父亲》,用最洗练的笔墨,刨除一切虚化和花招,以所谓“一笔勾魂”的写法,再一次引起文坛瞩目。

  阿城读完此书,对他说了一句:“之前你用勾拳比较多,现在改用直拳了,直接打到了人心脏上。”

  1997年除夕夜,张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,从此再没站起。摔倒后的父亲对他说:“我大概是要死了。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些什么,你说糟糕不糟糕?”

  坐在病床前,看着父亲睡得像石头一样的病体和偶尔痉挛一下的腿,张大春萌生了写作的念头,把父辈的故事、这个家族几代的历史,说给彼时尚不存在的儿子听。时年40岁的他,决定担起身为儿子和父亲的双重使命。

  “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”,这句从孩童口中听来的话,被他加上自己的注脚——“好逃避人生的巨大与繁琐”,成为整本书的题眼。

  书中,他写了要办义学却被骗走田契的高祖,11岁站柜台、15岁当掌柜的曾祖,以“饺子,猪肉馅儿的要和韭菜,牛肉馅儿的要和白菜,羊肉馅儿的要和胡萝卜”为家规的曾祖母,遇人则疑、遇事则怒的祖父,善于解梦和预言的祖母,还有从山东济南辗转到台湾的父亲,拉着二胡唱着“这一班虎将哪国有”死在戏台的大大爷,游历大江南北、说话如同哑谜的五大爷,将家事整理出两三万字《家史漫谈》的六大爷……

  所有人的命运都佐证着张大春父亲说的那句话,“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”。

  “我在台湾出生、长大,正因为这样,会促成我的好奇。比如,为什么我娘讲话始终是山东土话,为什么我爸爸就土话和普通话都可以讲?”

  带着这样的异乡情愫,1988年4月,在台湾解严刚刚几个月后,张大春只身回乡。山东济南的老宅子里,大门、二门上依旧挂着早先的匾额“齐庄中正”、“文理密察”,都是《中庸》上的句子。面对这两块躲过了抗战、躲过了内战、躲过了“”的匾额,张大春泪眼模糊。

  《聆听父亲》于2008年引进大陆出版,成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“2008年十大图书”之首,并入选“30年30本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史读物”。

  “在《认得几个字》即将出版的时候,我突然意识到这本书应该视作是《聆听父亲》的续集。这里包括了我作为一个被聆听的父亲,也包括了前头那本书里叙述的老头,我也听他的,无论玩笑、刺激还是教诲。”

  而每一个字都与一连串故事相关的学习方法,正是父亲教授给张大春的。小时候,他常常在过年时跟着父亲在纵横如棋盘的巷弄里散步,经过某家门口便稍一停留,看看人家的春联写了些什么。

  他最早认识的几个字就是自家门口的对联:“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”父亲总是拿这些字做材料,一个字配一个故事,“他有一个特长,随便什么书拿起来都看,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”。

  在张大春印象里,父亲最常说的几个字就是“查查字典”,很多时候,“字典”甚至是书籍的代名词。“我就亲见过不止一回。当他说‘查查字典罢!’之后,立刻从摇椅里站起来,回身就书架上拿下《二十五史》的某一分册……”张大春在《认得几个字》的自序中写道。

  “我们家现在很好,通常每个周末,一定有一段时间,突然你会发现四个人,四个角落,四本书。没有人特定去发起,说我们现在来读书吧,没有。这个是家传。”

  他原想将父亲的教育方法复制到儿女身上,却发现环境变了。

  原计划,儿子5岁时,张大春要读《西游记》和荷马史诗给他听,结果一项也没实现。“我还没讲到孙悟空到斜月三星洞,跟着老道士学功夫,儿子就问我说:为什么还没有讲到汽车?我只好说,算了。”

  “社会不一样了,世界不一样了,文字这个行业的诸多细节和本质的东西也不一样了。”他并不期待子女将来在文学道路上有什么造诣,“这一行—— 过去我们想象中的或者我们经验中的—— 呈现出的风貌,未必在他们成长以后还是那样,或者还是那么值得付出。”

  他举了个例子:“设若将来的很多作家都得要像郭敬明一样,随身带着化妆师、助理,有经纪人,出入前呼后拥……我怎么能期待我的孩子将来要这样呢?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,但这起码不是我理想的蓝图里有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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